进入教堂，首先看到的是前厅，这里的装修风格有点儿像二十年前中档写字楼的大堂，而左右的两个入口又有点儿像几十年前的电影院。在大堂的侧方有位工作人员坐在那里，我走上前向她请教这座教堂的历史，她说对此并不熟悉，看来从她这儿难以打听到我欲得知的信息，于是我接着问她这里是否可以拍照，这位妇女很爽快，她说当然可以，因为我这么做也是在宣传基督的福音。 桥头街后方的基督教堂她的这个爽快让我有些意外，之前我也参观过一些教堂，而大多数教堂都禁止拍照，尤其我去过北京的北堂，那里面曾经珍藏的善本极其珍贵，可惜我怎么解释，那里的管事者都不让我拍照，而今在这里得到了如此爽快的答应，反而让我不知道要拍什么，于是我走进入口。站在口内向内张望，里面的格局的确像几十年前的电影院：正前方像是舞台，而后面是一排排的红座椅。此刻的教堂内，仅在前方的几排座椅坐着一些听众，而在台上正有一位先生做着讲解。在入口的最后一排坐着一位妇女，我刚举起相机拍了一张，她就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把她的这个举措视之为对我的礼貌规劝，更何况里面听众的安静也让我不好意思再唐突地进内拍照，只好调头走了出来。 教堂的前堂重新回到桥头街，站在街边张望一番，以我的猜测，当年的浚文书局应该就处在而今的基督教堂和六味斋之间的这个位置。而今的这一带已经变成了一家家的小商店，有服装，也有数码产品，唯独少了一间书店。关于浚文书局的设立，邓文锋在《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说：“光绪五年（1879）三月，山西巡抚曾国荃与会同稽查山西赈务、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联街奏请设立。”看来该局的筹办人不是曾国荃一位，同时还有负责稽查山西赈务的官员阎敬铭。而给朝廷所上的《设立书局疏》，则是由曾国荃署名：“其时，东南各省先后设局，将经史各书刊刻齐全，本省艺林莫不利赖。独晋省僻处边陲，尚未兴办。……臣遂率同署藩司江人镜、臬司薛允升、冀宁道王溥，酌定章程，在于太原府城内设立浚文书局，一面选派晓畅经史正佐各员，将《四书》、《六经》、《小学》、《近思录》、《呻吟语》、《牧令全书》、《五种遗规》、《荒政辑要》各书，悉心雠校，招匠刊刻。” 工作人员的位置曾国荃在此书中又提到了几位负责筹办书局的官员名字，同时他提到了要首先刊刻哪些相关的历史著述。曾国荃强调，刊书之前要先找人校勘，以保证书局所刻之本的质量。孔毅先生在其文中对曾国荃为浚文书局做出的贡献总结为六点，其中第四点为“人才之聘用”。关于这一点，文中引用了曾国荃写给岑葆芝的信：“惟书局专考文字之讹误，既须文理明通，如能胜任，又须熟悉事务乃免疏虞，是以南省设立此局，其在事诸人，无论官绅，以及幕游之上，但能晓通其事者，均可入局襄理，不拘于章程。局中官员今已无考，但既后归入通志局，则该局总纂也当负责刊书之事。总纂名王轩字霞举，洪洞人，为晋省积学之士。” 宣讲曾国荃认为，要想把书局办好，首先要聘用到对此很熟悉的专业人员，他认为南方所设的官书局在聘请人员方面的方式可以参考，同时他提到了浚文书局，而后并入了通志局，他认为通志局的总纂就应当负责书局的刻书质量。对于书局并入通志局的情形，孔毅在该文中写到：“当时山西省属局分四个系统：吏治、军务、赈务、文教。文教系统下属官书、通志二局，都动用捐款，后由于收支不敷，遂在光绪六年三月遵旨将书局并入通志局，但刻书仍署浚文书局。”看来，当年的通志局和官书局都是靠捐款来维持。这种情形难以维继，于是就将两局合并在了一起，然其所刻之书依然署名“浚文书局”。虽然该书刊刻书的数量不小，可惜的是，我到今天也未能得到一本。 “人的需要”浚文书局从创建之初就主要靠捐款来维持，其具体的捐款办法，孔毅先生在文中有这样一个段落：“晋省贫瘠，又逢灾荒，曾氏决定以募捐为主要来源。他不但派员到省内较富之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祁县、临晋等处，‘向真正殷实人家劝其捐助刻资’，而且‘派员出省劝捐，约以数万为率’。光绪五年，御史梁俊上奏，提出：‘请将该省书局捐项派员分赴陕西、河南采买种石，以备秋后散放麦种。’曾氏提出：‘秋间麦种固宜另筹，此后书局仍宜照办，庶于熙朝教养兼施之治两不相妨’。光绪六、七年，晋中库储支绌，压缩各局经费，曾氏思书局之员与他局有间，拟请略为变通，以求于事有济。这就保证书局的经济来源。” 柳巷街景开办书局除了刊刻人员，书籍的印刷还需要大量的纸张，因此要出书，首先要解决纸张问题，曾国荃在光绪四年写给何筱宋的信中也提到了此事：“惟纸张一项，此间尤不易办用，特渎恳台端，俯赐于好善之士，广为筹劝，代购太司连、官兑纸各三、四百捆，可以刷六经四书、诗韵各五千部。如此搭配购定，由轮船搭解天津赈捐局，以便转解来晋应用。”看来他想从外地购买纸张，而后用轮船运到天津，之后再想办法转运到山西来。而他在光绪五年夏天写给郑玉轩的信中，又提到了纸张的购买地为上海：“今纸张香墨均由沪购到，计不日即可抵晋，甚慰悬念。据刘观察来函，官堆纸三百篓，已敷四书五经各六百部之用，原可无庸添买，惟刊印别书另需纸墨尚多，趁此次再请费神转托购办三百篓以备明年之用，更为妙著。” 恰好也是建于光绪四年但从史料看，浚文书局印书所用的纸张也并非全由南方运来者，侯黎晓在其文中有这样的表述：“山西晋南一带素产纸张，不论是纸张质量，还是产纸数量在全国均屈指可数，是清代山西向皇宫筹解贡品的五大宗之一。”看来山西南部地区本来就出产纸张，并且纸张质量上乘，还曾成为皇宫的贡品之一。关于这个说法，侯黎晓在小注中注明出处是“《山西大事记》第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如此说来，当年曾国荃开办书局时没有打探到这个消息，以至于他从遥远的南方几经周转去购买纸张。 便民自行车而范慕韩主编的《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一书在讲述到浚文书局时，有这样一个段落：“宣统二年（1910年）巡抚丁宝铨改浚文书局为民营书业，‘不再赴司库领款’。1912年改称山西官书局后，又于1934年改称山西书局。为编辑、印刷、发行的综合出版机构，不仅销售局印本，也代销书籍纸张（1934年有‘代销晋恒制纸厂特制报纸每令七元’的广告）。出版有木刻本、铅印本书籍。1935年至1936年还出版过珂罗版影印本傅山、徐润第、冯鲁川墨迹多种，是在外地印刷的。书局在日军侵占太原时结束。”虽然浚文书局后来几次改名，但依然是原书局的班底，而后这里不但售书，同时还代销纸张，而纸张制造厂的名称为“晋恒制纸厂”，这一定是山西当地所开办的造纸厂。只是我未查到这个晋恒制纸厂成立于何时，不知能否跟早期的浚文书局有时间上的交错。 走出了教堂而《初稿》中则又讲到了书局成立二十年后，开始由手工雕版印刷改为了机器印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采用机器印书，1906年抚署指示将各大学堂机器统一使用，成立浚文机器印刷局，排印《大清刑律》、《周礼节训》、《宫闺慧集》多种。同时保持雕版印刷。惟所刻各书，校勘、版式、刷印、纸墨均欠佳，所刻《山西通志》，用油光纸刷印，墨色易脱落，解手尽黑。”当然，机器印书的纸张则大多开始使用机制纸。但文中又提到，浚文书局有了机器印刷之后，却依然保持着手工刷版业务。对于浚文书局所印书的数量，侯黎晓在《简述》一文中提及：“从光绪五年（1879年）奏准设立至清亡的三十三年间，浚文书局刊刻印刷了上百种图书。从出书形式上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雕版印刷为主，刻印图书主要有：《十三经读本》六十六册，《汉书评林》四十八册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创办机器工业，浚文书局进入了采用机器印书阶段。这时出版图书以活字排版为主，出版图书有《山右官同录》三册、《宫闺慧集》六卷、《周礼节训六卷等图书》。” 又看到了“神的救法”而孔毅先生则在文中详列出了该书刻书的书名：“但积至清季，书局仍刊有上百种之多。其中著名的如《十三经读本》、《春秋三传》、《周易》、《周易传义音训》、《周礼》、《书经音释》、《四书集谈》、《史记评林》、《汉书评林》、《近思录集注》、《晋阳明备录》、《劝学篇》、《古文辞类纂》、《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山人古诗选》、《惜抱轩今体诗选》、六经、四书、《潘刻医书四种》等，《山西通志》成于光绪十八年，想必也是由书局刊板的，此外书局还印刷告示之类的零星小种。”奇怪的是，浚文书局竟然刊刻了如此众多的书籍，为何至今却在市面上少有流传？这种情形只能等待更多的史料予以发现了。微信号：zhilanzhaiweili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